7月24日，三拓旗剧团在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演出中外共创偶剧《我的名字叫啊吨》 

文/《环球》杂志记者 张百慧（发自阿维尼翁）

编辑/刘娟娟

　　每年盛夏，法国南部城市阿维尼翁都会成为戏剧爱好者的狂欢之地。于日前落幕的第59届阿维尼翁戏剧节OFF单元上，来自世界各地的1700余部各类剧目在城内大大小小的剧院上演。这里同时也上演着戏剧人的生存之战：演出之余，各剧团使出浑身解数上街宣传，“争夺”日程紧张、预算有限的观众与买家——在这一平台上赢得口碑甚至合同，拿到打开未来市场的通行证。

　　2025年是导演赵淼所创建的三拓旗剧团与阿维尼翁戏剧节OFF单元结缘的第14个年头。从2012年取材于《聊斋志异》的形体剧《水生》，到今年中外共创偶剧《我的名字叫啊吨》，这支中国形体剧团的阿维尼翁之旅经历了从小心探索到大胆冒险的过程。面对文化差异、语言隔阂以及欧洲本土剧目的激烈竞争，中国戏剧人能够在阿维尼翁收获什么？本届戏剧节期间，赵淼向《环球》杂志记者讲述了他与团队在阿维尼翁的“打拼”心得。

在外面的世界“寻找自我”

　　《环球》杂志：三拓旗一直以形体戏剧为主要创作及研究方向，今年在阿维尼翁戏剧节OFF单元带来的新戏《我的名字叫啊吨》则是一部中外共创木偶剧。这种“碰撞”为该剧带来了哪些看点？

　　赵淼：首先，这部戏是一部偶剧，但不是传统的偶剧。传统偶剧的操偶者要藏在木偶后边，演员的身体要干净隐蔽，不作过多的强调和设计。但在我们这部戏中，两者是平等的，操偶者变成了另外一个角色，和偶共存。戏中，演员的身体依然是重要的表演媒介，舞蹈、戏曲、形体其实都配合着木偶进行表演。

　　其次，这部戏由中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的艺术家共同创作，大家在木偶设计、音乐制作、形体表现等方面各展所长，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把大家的优势结合起来。但结合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矛盾的东西，所以我们会互相配合、互相探索。比如，一开始训练的时候，我们其实偏向于传统的偶剧，但欧洲的艺术家觉得，“你们本身就是传统的，和你们在一起创作就是要冒险，我们的优势是身体，你们的优势就是偶”，所以坚持“把偶和身体结合起来”。

　　《环球》杂志：这部国际共创剧目以“国宝”大熊猫的形象为主人公，背后有何考量？

　　赵淼：这个项目由北京市文联发起并出品，希望能把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精神和其他成果进行转化，尤其是以“冰墩墩”的形象为抓手，恰好大熊猫又是中国的一个吉祥物和象征。但这是一个冬奥精神引领下的国际展演剧目，我们不希望只停留于“冰墩墩”和传统熊猫的形象，而是想讲述世界性的故事。于是，我们设计的主人公“熊猫啊吨”形象憨态可掬、有缺点，但他敢于不断冒险，且心地善良，喜欢不同的小伙伴。这部戏的主题强调每个生命都很精彩，大家拥抱在一起时力量会更强大。另外一个主旨是，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你不需要有一个偶像，只需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觉得这个主题可以和世界共享，也与奥林匹克精神相契合。

　　作为艺术家，我们也带着让中国故事“走出去”的希冀。我们希望人们通过欣赏这部戏，感受到中国的形象就像大熊猫一样，它有锋利的牙齿和爪子，但它吃竹子、啃莴笋，看上去虽然胖乎乎的十分可爱，但它爬树比猴子还快。创作期间，我们带着国际团队到四川的大熊猫基地参观，了解了许多关于大熊猫放归的故事，从汶川地震时的家园被毁到大熊猫被人类发现和救助，所有这些真实发生的故事，都深深打动了他们。这些创作者本身就是文化使者，当他们带着中国的故事走到全世界，便成为我们强大的传播者。这也是国际共创带来的附加值。

　　《环球》杂志：从创作内容到创作理念，在阿维尼翁“闯荡”的十几年对你和你的剧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赵淼：影响太大了。首先，法国这个具有浪漫气质的国家可以让很多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打开无限的想象空间。从2012年第一次来到现在，三拓旗团队在13年时间里成长速度非常快。我们有了很多锻炼的机会，和国外艺术家交流，像“熊猫啊吨”一样为自己去寻找机会。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在视野、思维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一是变得包容，二是我们站在这里反观，会愈发觉得自己的传统文化很重要。

　　2012年，三拓旗带来的剧目《水生》是咱们中国的傩戏，那次经历启发了我们之后的创作。当时我们演出结束后就在反思，其实每个国家的传统都与众不同，那东西特别宝贵。宝贵不光是因为它与别人的不一样，更因为它虽然不一样，却能表达大家都能懂的东西。就像我们在法国看小丑剧、默剧、面具戏、新马戏，他们用的也都是自己传统的戏剧方式，但我们可以看懂，可以被打动，因为传统外表之下，内核其实都是人类共通的文明。

　　所以，我们愈来愈发现，展现不同只是手段，真正目的是告诉全人类：我们都是共通的，我们是相同的。所以我觉得传统文化特别值得挖掘，你挖掘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展现的却是世界大同。这些参与文化交流的经验让我们能够自信地把传统文化和当代剧场表达融合在一起，做出情感共通的作品，并在世界舞台上演出。

在国际舞台上“潜下去”

　　《环球》杂志：在以欧洲观众为主的戏剧节展演面临许多挑战，成本也不低。是什么支撑了三拓旗剧团一直坚持在阿维尼翁演出？

　　赵淼：我们刚来阿维尼翁的头两年其实挺惨的，有时候就俩观众。排的戏国外观众看不懂、不认可，这让我们大受打击，毕竟在国内起步时我们也没有遇到这样大的困难。但这也促使我们开始调整自己，对表达形式和内容都进行调整。当然我们并不是为了迎合国外观众而调整，而是去寻找表达的共通性。一些著名的文学、美术、电影以及戏剧作品之所以被全世界观众喜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品里包含的某个平衡点，它既保留自己的表达形式，又传递一种国际共通的内容。所以我在想，或许我们也可以通过在这个平台上不断演出，找到平衡点。2014年，我们在容纳120人的剧场演了12场《失歌》，场场爆满，终于挣回了剧团一半的机票钱。当这1000多名观众在演出结束后一边走出来，一边对我们说“Bravo（真棒）”“Très bien（非常好）”，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这里长大了一点点，脚印踩得深了一点点。

　　在阿维尼翁坚持这么多年，我觉得是受精神方面的激励。这已经变成我们的一种习惯，因为有一群老观众、老朋友。前几年，我们还特别渴望或者说在意得到观众的认可、媒体的认可，就拼命找媒体来看戏。现在，对名和利（的追求）已经弱了很多。有一次我们在爱丁堡演出，得知有北欧的观众转两次航班来看演出，原因就是他以前在阿维尼翁看过我们的戏。这当然让我们特别感动，但这种喜悦已经不是欢呼雀跃，而是发自内心觉得“值得”。这也成为我们还想不断来交流的一个动力。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历练的舞台，一个交流的舞台，一个推开门窗对外进行推广或者合作的舞台。在每一次和观众的互动中，我们知道该怎么去调整，这就够了。

　　《环球》杂志：对于中国其他剧团而言，你觉得阿维尼翁戏剧节OFF单元是否值得一来？

　　赵淼：我觉得，走出去交流特别重要，而且要在国际舞台上“潜下去”：多憋一口气潜到水底，去感受那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什么才是真正的交流。过去十多年，三拓旗团队在阿维尼翁演出超过百场，也慢慢了解了国外观众的审美需求。以前对于一个戏，我们老想做一个国内版，再做一个国际版，但现在觉得要找到国内和国外观众审美的平衡点，面对所有观众去创作。这对于艺术家来说非常重要，也完全可以做到，而这需要国际艺术节的平台。

　　我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剧团走出国门，来阿维尼翁，也走进世界上众多大大小小的艺术节。不要先去考虑它规模大还是小，也不管它是所谓的什么级别，艺术家最应该想你要去怎样表达。舞台真正考验的是你的专业性，能够成功取决于你的剧团在这个舞台上想表达什么、想碰撞什么、想融合什么。特别是对于一个年轻的创作者，或者一个心理还很年轻的创作者来说——到艺术节上、到小剧场去历练非常重要。它就像一个孵化器，也许还会变成你的一个窝，允许你再回来，然后去看看其他的蛋是怎么孵化出来的。回到自己梦想出发的地方，然后出去尝试，再不断地回炉再造。戏剧节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天堂，它不光为你提供自由创作的空间，还在你愿意归零时，让你重新回到这个平台再次成长。所以，这里是一个让你自由迸发和赋予你勇气的地方。

在阿维尼翁，期待群星“闪耀中国”

　　《环球》杂志：除了带领三拓旗剧团演出，你还发起了“闪耀中国”项目，每年召集多个中国剧团到阿维尼翁戏剧节OFF单元展演。创立这一项目的初衷是什么？

　　赵淼：最初来到阿维尼翁的两年，我们觉得能让观众认可三拓旗的戏即可。后来，我们觉得这必须建立在一个大的基础上：让观众了解中国文化。2013年，三拓旗带到阿维尼翁的戏是《子不语》中的《署雷公》，这是一个用中国传统的阴阳概念讲述的故事。好多法国观众与我们从阴阳转化讨论到道法自然。观众不只是在看一部戏，也在了解外国文化。而且他懂了之后还会口耳相传“安利”给别人。但当时我们势单力薄，后来就开始向法国、韩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团队学习如何“包装”。这并不是说不包装就不好，而是为了让国际观众可以更快速地了解一个国家文化的不同侧面，可以看到更多的中国戏剧，包括传统的和当代的。

　　因此，我们连续做了几年“闪耀中国”中国戏剧赴阿维尼翁展演季，当然规模有大有小，内容包罗万象。我们其实是想让更多观众看到我们的戏剧生态，有的剧目很成熟，有的不成熟，有很完整的艺术家作品，也有青涩的学生作品。“闪耀中国”这个名字寓意“星星之火慢慢聚集，就会幻化成一大束火光”。我们要把更多的中国剧团聚拢在“闪耀中国”的平台上，定期每年都来。大家会借鉴前面剧组的经验，包括怎么贴海报、发单页，吆喝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连续几年都在“闪光剧场”（现在叫“新闪光剧场”）演出，这里是阿维尼翁一家古老火柴厂的旧址，我们希望国际观众想看中国戏剧时就想到“闪耀中国”，就去闪光剧场。

　　今年，“闪耀中国”平台搭载的剧目包括贵州黔剧院的黔剧《秦娘美》、北方昆曲剧院的实验昆曲《吝啬鬼》。从中可以看到的可喜之处是，一些国有院团愈发重视创新精神和国际推广，拥有专门面向年轻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创新剧目，让人耳目一新。

　　《环球》杂志：有没有剧团仅仅是抱着出国“镀金”的想法只来一次？这种情况下，如何让中国戏剧尽可能多地在这种短暂旅程中受益？

　　赵淼：会有这种情况，包括我们自己来的第一年也有这个心态。但是我会觉得无论演出效果好与不好，每一个创作者其实心里都有数，会反思、会探讨、会改变。有时也会出现假象，满场可能只是因为观众出于猎奇心理而来，看完后面无表情地出去了。所以，有时即便观众坐满了，也依然会觉得还有很多东西自己没“做满”。用十年打一场仗，你就会明白：脚步再慢一点，期待再低一点，做得再多一点，动作保持时间再长一点，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妄下决策。所以，满场不会让我们盲目自信，仅仅两个观众也值得我们喝彩。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没办法要求一些剧团年年都来，但依然希望他们能够带着新的创作到这里展示，不光为了让法国人看到中国不同的剧目，也为了让更多的国内创作者能够走进国外的剧场去交流，了解一下法国这个老牌戏剧大国的剧院管理模式和戏剧创作理念。对于国内剧团，我觉得最好的寄语就是：来到这里，展现自我，强大自我，完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