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男子经过英国海顿一家就业中心

文/曹涛（发自伦敦）

编辑/胡艳芬

　　夏洛特（Charlotte）关掉卧室主灯，只开一盏台灯，将自己置于一个安静的小空间内。电脑屏幕发出的光映在脸上，她神情专注，若有所思。这是一位以一等荣誉学位从英国罗素集团名校热门专业毕业的年轻人。

　　手边毕业照中的夏洛特笑容中透着自信，但此刻，当她填写第101家公司的在线申请表时，信心已在动摇。她正在申请的这家公司位于伦敦郊区，主营卫浴用品。她所申请的“初级市场助理”职位与其专业能力的相关之处，只有“沟通能力”一项，而薪资在扣除房租和学生贷款后所剩不多。

　　夏洛特尝试在标准化的申请表中展示个人特点和积极态度。与此同时，她也体会到现实与期望之间的差距。这不是她一个人的经历，在英国，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发现，大学学历不再能直接带来稳定的就业机会。教育扩张、经济结构变化、人工智能（AI）技术的应用，以及雇主标准的调整，共同导致了当下的局面——高学历未必代表更高的职业起点。对这一代年轻人而言，这涉及职业发展、社会流动和身份认同等多方面议题。

学历“通货膨胀”

　　要理解夏洛特的困惑，必须先剖析背后那个存在已数十年的结构性矛盾——高等教育扩张速度超过高技能岗位增长速度。

　　自布莱尔政府以来，过去30多年里，英国高等教育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大学精英教育的成色减退，大众性增强。虽然扩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但经济未能同步创造出足够多的高技能岗位，这导致了所谓大学文凭“贬值”。这种学历的“通货膨胀”现象表现为：学历像被过度发行的货币，即使“面值”（学位等级）不变，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实际“购买力”（获得好工作的能力）却被严重稀释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英格兰劳动者中，“过度资历”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中较为突出。更深层的含义在于，这场危机已不再局限于金字塔尖，而是呈现出普遍化的趋势。无论手持的是本科学位还是博士文凭，都同样可能在就业市场上面临“降级就业”的风险。

　　这种结构性供需失衡，从根本上影响了教育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当教育投入与职业回报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教育体系也面临一定压力。

　　与此同时，求职大军却日益庞大，导致竞争更加激烈。英国学生雇主协会（ISE）的数据揭示了这一趋势：在2023～2024年度，平均每个毕业生职位收到的申请达到创纪录的140份。这一数字相较前一年暴增59%，更是ISE自1991年开始收集相关数据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这意味着，即使是最优秀的毕业生，也可能面临数百名求职者的竞争压力。

就业“三重山”

　　英国当前就业市场面临多维压力，具体表现为三大关键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加剧了求职者尤其是初入职场群体所面临的挑战。

　　挑战之一是经济周期压力及企业保守的用人策略。疫情影响的持续、通货膨胀以及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共同推动英国就业市场进入低谷期。在此背景下，企业倾向于优先留用经验丰富、可即刻创造价值的员工，并相应减少对新人和毕业生的培养投入。

　　例如，传统上吸纳大量毕业生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及大型咨询公司，近年来均大幅削减了早期职业阶段招聘岗位。这一变化显著提高了高校毕业生进入高薪资、高技能行业的门槛。根据就业搜索网站Indeed的数据，与2024年同期相比，毕业生职位发布量下降了33%，创2018年以来新低，显示一年间毕业生就业机会减少近三分之一。

　　挑战之二是AI技术革命及其导致的结构性冲击。与经济周期性的调整不同，AI带来更深远且体系化的变革。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岗位替代，新一代生成式AI具备处理以往由初级员工承担的大部分认知和行政任务的能力，如数据整理、报告撰写、客户沟通等，相关岗位因此面临自动化取代风险；二是技能结构重构，AI不仅导致岗位减少，更促使企业对人才技能提出新的要求，即能协同AI，并有效利用AI工具解决复杂问题。

　　也就是说，企业需要的是“即插即用型”人才，这就暴露出大学教育与市场需求之间的脱节，毕业生普遍面临“所学非所用”的困境。

　　尽管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AI导致毕业生职位整体锐减，但相关趋势已初现端倪。如人力资源、项目管理、市场营销、媒体与传播等岗位，和疫情前相比职位发布量分别下降27%、37%和48%。由于这些领域的初级职位通常由毕业生担任，岗位流失对其就业空间影响很大。

　　挑战之三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链重构。在运营成本和技术进步的双重驱动下，全球化进入新阶段。英国本土企业将标准化、低附加值环节转移至海外，自身则聚焦高附加值、创新性核心业务。这一趋势，虽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同时加速了本土就业结构的调整，抬高了毕业生就业门槛，对求职者核心技能的要求日益提高，甚至要求毕业生必须具备独特的、难以轻易被外包的核心技能。

　　当夏洛特在求职网站上与本土数百名毕业生竞争时，她或许没有意识到，她的竞争者，甚至可能身处地球的另一端。

　　在英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监管政策日益严格的背景下，英国企业正将越来越多的业务流程——数据分析、客户服务、软件测试——战略性地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一个位于伦敦的公司，可以轻易地将它的初级工作，外包给一支在印度“硅谷”班加罗尔办公且训练有素的团队。

　　上述三大挑战因素交织成一种系统性障碍，显著增加了英国大学毕业生的求职难度。经济波动收紧岗位供给，AI技术推动岗位和技能需求转型，全球化扩大了竞争范围，对毕业生和早期职业人才的影响尤为显著。

就业的区域差异

　　目前，英国就业机会在地域上呈现出显著的不均衡分布。在全国范围内，就业机会主要向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地区集中，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毕业生职位分布于此。依托全球金融、科技和创意产业中心的区位优势，这些地区持续吸引着高素质人才。

　　相较之下，伦敦以外地区呈现出不同发展态势。数据显示，非伦敦地区大学毕业生从事无需学位工作的比例上升至42%，高于1993年的31%；在林肯郡和坎布里亚郡，该比例分别达58%和52%。这些数据反映出“高学历低就业”问题在非伦敦地区愈发突出，教育投入未能有效转化为本地经济产出。

　　岗位缺乏进一步促使人才迁移，优秀毕业生倾向于流向机会更集中的地区。这种本地就业机会的匮乏，启动了一个难以逆转的循环：本地缺乏高技能岗位，导致优秀毕业生被迫流向机会集中的伦敦；而人才的持续流失，又进一步削弱了本地产业升级和创造高质量就业的潜力。

　　这种流动削弱了本地产业升级及优质就业岗位的创造能力，并加剧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这不仅体现为经济层面的不平衡，也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社会结构，“机会均等”的承诺在不同出生地间的实际表现存在差异。

重构职业发展模式

　　夏洛特的求职还远未结束。那份或许会在几周后到来的录用通知，无论她接或不接，都只是一个逗号。她真正的职业发展命题，是如何在薪酬、前景与内心价值的迷雾中，为自己导航。而她的求职困惑与期待，恰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人们熟悉的那条由“教育”通往“稳定就业”的路径，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动摇。大学文凭不再是打开确定性未来的“金钥匙”。这不仅带来了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自我定位难题，更考验着整个社会——能否为人类自身构建一个更富弹性的成长空间？

　　如何应对这一挑战，需要的不是零敲碎打的修补，而是一场深刻的认知革命。未来的职业发展，必须超越学历与岗位的线性捆绑，转向能力、适应力与生命价值感的有机融合。

　　这意味着，高等教育的使命不再是简单的知识输出，而是点燃思辨、创造与跨界整合的火种。企业必须重新审视自身角色，从单纯的雇主转变为人才生态的共建者。而政策的指针，也需要从冰冷的经济数据，转向关怀个体命运，通过产业、区域与教育的协同设计，去浇灌机会更均等、成才路径更多元的社会土壤。

　　与此同时，AI正以一种不可逆转的力量溶解着职业的传统边界。对于像夏洛特这样的年轻一代来说，工作也早已超越谋生手段的定义，而是深刻关联着身份认同与自我实现。当一纸文凭不再意味着“成功”，而仅仅作为人生起点上的一个变量，整个社会最需要的，其实是为年轻人建立一个新的行动框架——一个由终身学习的契约、超越文凭的技能认证，以及鼓励试错的社会安全网共同编织的支撑体系。路径的精彩在于其多样，而成功的伟大在于其广义。

　　（作者系英国Haleon-葛兰素史克消费保健品首席机器学习架构师）